太仆寺街地处北京西单东侧，东西走向，东起府右街，西至东槐里胡同，全长不足六百米。这条紧邻皇城的街巷，以明清中央官署“太仆寺”得名，从元代兵部旧址、明代马政中枢，到衍圣公赐第、文人武将聚居，如今走进独具沉静特质的太仆寺街，依然能触摸到七百年间的历史文脉。
太仆寺街的根基，是古代国家马政与官署制度。元代此地称兵部夹道，为兵部衙署所在地，属万宝坊。明永乐迁都北京后，在元代兵部旧址设立太仆寺，“太仆”为秦汉以来掌管车马与马政的官职，“寺”即官署，与太常寺、大理寺同属中央机构，并非寺庙。据《天府广记》《春明梦余录》记载，明代太仆寺总领全国马政，管理京畿牧地、马匹存栏、皇室仪仗车驾，兼管祭祀用牲，是关系国防与礼制的要害部门。衙署壁间嵌有石刻，为太仆寺卿王世贞摹刻的史道硕、赵孟頫画马图，可见官署兼具文气。清初沿用明制，太仆寺仍驻此街，至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迁至正阳门东城根，衙署迁出但街名保留，成为北京少见的以中央官署命名的街巷。
太仆寺街最具分量的历史遗存，是衍圣公府（太仆寺街69号）。明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，朝廷赐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彦缙京师宅邸，初在东安门外，后因宅第狭小，天顺年间改赐太仆寺街新第。《明史·衍圣公传》载，英宗复辟后，十岁衍圣公孔宏绪入朝，“进止有仪，帝甚悦”，遂以大第易之。这座赐第为四进院落，坐北朝南，是衍圣公进京朝觐的固定居所，明清两代沿用近五百年。
清嘉庆间学者阮元两度借寓，在此栽植竹、藤、槐、海棠三十余株，留有诗文纪事。1919年，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在京病逝于此，遗呈呈请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逊帝溥仪，安排未出世之子承爵，次年孔德成出生，袭封末代衍圣公。如今旧址为宏庙小学，仅存一株古槐，见证孔子嫡裔在京的九百年恩荣。
街巷深处，还藏着晚明文人造园的一段雅事。太仆寺卿、书画家米万钟在街北侧建湛园，为其京城三座名园之一。米万钟书法与董其昌并称“南董北米”，好石善园，湛园以“清湛”立意，有曲水、竹渚、石林、石丈斋，自题诗云“主人心本湛，以湛名其园”。园内曾置名石“非非石”，为一时奇观。明末战乱中园林损毁，但其选址官署旁、闹中取静的格局，成为这条街文人栖居的开端。
清代至民国，太仆寺街及周边罗贤胡同、新建胡同，成为名臣、学人、艺林人物聚居地。清代文华殿大学士桂良、恭亲王奕訢岳父，曾居住在罗贤胡同（旧称罗圈胡同），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三朝，参与晚清诸多枢要决策。柯劭忞（1848年—1933年），光绪进士，溥仪帝师，清史馆代馆长、总纂，居衍圣公府西侧，以一人之力修成《新元史》，列入“二十四史”，治学勤勉，灯下著书常至焚袖不觉。1936年张大千租住罗贤胡同16号，北平沦陷期间困居于此，作自画像题句抒怀，留下“还乡真觉见人难”的感慨。此外，武林名家孙禄堂、京剧演员梁小鸾亦曾在此居住，文武雅俗汇聚一巷。
值得提及的是，太仆寺街的历史里，亦有明末甲申之变的惨烈一页。据《宸垣识略》与地方志记载，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京城破，太仆寺街查氏一门九女，为避辱自缢，七人殉难，后世撰《查氏七烈女墓志铭》记其事，成为街巷中一段沉郁的家国记忆。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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